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中的性别逆化现象

  作者简介曹雪雅(1994.12-),女,汉,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在读学士, 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2139(216)-6–3 
  1、前言 
  蒲松龄出生于明朝末年,其后历经顺治康熙两朝,七十五年岁月,两件事贯穿了蒲氏的整个人生,一为科举,一为写书。蒲松龄一生曾四次参加科举,然而却屡次落第,仕途的坎坷,使蒲氏将一腔孤愤抑郁投注进志怪类小说《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创作过程中,对世俗民情的了解,进一步激发蒲氏致仕的使命感,使其在屡次落第后又屡次尝试。因而,蒲松龄的科举历程与《聊斋志异》的创作历程,紧密联系、互相影响。 
  《聊斋志异》从内容上,对女性角色的描述别具特色,一为形象的多样性——既有不应存于世间的鬼魅精怪,又有世俗女性的代表。二为形象的美好性,这种美好性既包括德行的美好,也含有外在形貌的美好。三为性格的复杂性,其中有的女性形象以贤惠、善良著称;有的女性形象则以才能卓越、不输男子著称;有的女性形象活泼可爱,纯真无邪;然而也有的女性形象恶毒、粗鄙、善妒。 
  除了具有形象的多样性、美好性,以及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外,部分文章中,女性地位高造就了女性强势主导男性的局面,更加值得引起注意。而这类强势女性形象又可从三个方面得以表现,即家庭生活、婚恋经历、社会生产。 
  2、家庭生活中的性别逆化 
  从家庭生活方面来说,封建社会时期的女性一般遵从三从四德式的仕女教育。而《聊斋志异》中的部分女性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家庭生活中表现的自主又强势,承担了养家或教化丈夫的责任。现以《黄英》、《小翠》等篇为例,加以阐述 
  《黄英》中菊妖黄英最可贵处,即为其独立性。 
  首先她具有经世处事的独立性“年余,陶竟不至。黄英课仆种菊,一如陶。”——黄英在弟弟离家时不仅能维护两人之前所经营的产业,还颇有主见的置地置产。 
  其次,她还具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当马文才“耻以妻富”时,黄英仍能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且致力于说服丈夫改变观点——“妾非贪鄙”“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床头金任君挥去之,妾不靳也”语气不卑不亢、坚持自我,其洒脱恣意的金钱观,气概磊磊,虽当世男子也难与其比肩;最后黄英看实难说服丈夫,竟毫不退让,而是“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乃于园中筑茅茨,择美婢往侍马。马安之”,带有强烈对自我价值观念的维护。 
  黄英在外维护家庭的生存,在内引导丈夫的思想。而黄英的丈夫,在外不事生产,在内听从黄英的劝导,安于黄英所营造的富贵安闲的家室。这两者对比所呈现的现象,正是一种典型的性别逆化。 
  除《黄英》外,另有《小翠》中的狐女小翠,为母报恩嫁给“绝痴”的丈夫元丰,在生活中反过来照顾丈夫,五年约定期满后,又因不满婆婆的打骂敢于休弃丈夫、离家出走,拥有着可贵的人格自由与独立精神;《阿宝》中男女家室地位的悬殊,导致了思慕成疾的人竟是属于男性一方的孙子楚,而赚钱养家的则是女性一方的阿宝;以及《云翠仙》中带着丰厚嫁妆来到丈夫家,后又因为丈夫行事不义,毅然弃夫而去的云翠仙。这些女性形象无一不在家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顶门立户的作用,而作品中的男性则明显处于弱势,或者无力赚钱养家,或者身染疾病,或者品行不端。 
  蒲松龄对家庭生活中的强势女性意象的塑造,凸显其行为的独立性,能力的卓越性,思想的自由性,体现出一种特别的反叛精神,给予女性极大的尊重、赞美和鼓励。在客观上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女性地位维护起着重作用,甚至有着解放女性自主意识的积极作用。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整个社会氛围的松动,或者是某些文人读者的猎奇性阅读需求都对蒲松龄文章中性别逆化现象的产生具有影响性,此外,这更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蒲松龄早期迷心科举、著书,但又家道中落、生活困窘,不得不以教书为业,常常难以归家与妻子相处,曾在《家居》诗中自嘲“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做邮亭”。而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担当起教养儿子、维护家庭经济的重任,并使家庭足以自给,子孙皆有所成就,这在《述训氏行实》中有详细记载“居无何,大男食饩;三男、四男皆掇芹;长孙立德,亦弁童科。刘氏食贫衣俭,瓮中颇有余蓄。”可见蒲妻极其贤惠,在家庭中的作用以及影响力当不亚于身为男主人的蒲松龄。因而,蒲松龄文章中这些家庭生活中比较强势的妇女意象当脱胎于刘氏,并进行了文学性的加强和延展。蒲松龄自己对妻子也充满了敬重和感激,他《语内》中曾言“少岁嫁衣无纨绔,暮年挑菜供盘飨。未能富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于是,家庭生活中的这种性别逆向,其实是蒲松龄自身对妻子的赞美、感激、尊重、爱慕之情的文学投影,及愧疚心情的抒发。 
  然而,从创作目的看,作者并没有主观性的解放女性意识的认识。女性主义解放意义是一个作者的无意中创造的积极意义,并且不完全占据作品内核。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中,不乏积极中的落后,例如黄英早期和弟弟卖菊花时,还是先让弟弟出面经营,在后来弟弟走后才主动出面掌管生意;小翠即使对婆婆打骂责难充满不忿,甚至“休夫”出走,但她后来再见婆婆仍“女即趋下迎拜”等等。可见,作为封建男性的作者,很难全面性的关怀女性地位与女性话语权;其次时代的局限性也难以出现完全维护女权的文学作品;最重的是蒲松龄的读者群体还是以男性为主,而蒲氏的创作仍为迎合读者口味而妥协。因此即使女性在文中所占的强势状态也只是有猎奇创作目的影响下的强势,在强势中仍有封建女性不得不遵从的规则与无奈。
  3、婚恋经历中的性别逆化 
  在婚恋经历中,《聊斋志异》中的部分女性角色还承担起男性在两性交往中的责任,敢于主动追求男性,从而使“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不再仅仅是男性追求女性的写照。试以《白秋练》、《巧娘》等篇为例 
  《白秋练》中,白媪一家主动向慕蟾宫亲,并且白媪不介意女儿的名节,亲自送女儿到慕家的商船上。而白秋练自己的爱情观也堪称洒脱出尘,她曾对慕生说“妾与君不过倾盖之交,婚嫁尚不可必,何须令知家门”,透露出对世俗礼教的反叛态度。这种享受身心的愉快而不愿受到礼法、婚姻的约束的观念,本来是独属于男性的洒脱——他们可以任意追求曼妙女郎又不必一定承担婚姻的责任。而这种洒脱在文中却以白秋练这个女性角色表现,白秋练对婚恋的态度与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别无二致,是一种男性性别化转变。而作为男性一方的慕蟾宫,婚姻全不能自主,行事如同女性一般懦弱又无主见,先是“第虑父嗔”,难以答应白媪的求婚。后来等“阿翁行且至”,毫无作为,放任秋练离去,只能“凝思成疾”。两者无论从婚恋观,还是行动力、抉择力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性别逆化。 
  除《白秋练》外,《巧娘》中的三娘和巧娘均主动追求傅生,而身为男子的傅生却像一位被掳掠来的女子一样被三娘的母亲锁在屋内,甘心忍受“回旋无聊,时近门隙,如鸟窥笼”的生活;《嘉平公子》中,温姬因恋慕嘉平公子的外貌主动其表白“ 妾晚间奉访,勿使人知”,而后发现嘉平公子胸无点墨后,温姬又出言“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并愤而离去,故事中爱情的给予和收回全由女性控制,而男性只能做一个被动承受者。《聊斋志异》中诸如此类的性别逆化不可胜数。 
  这一类在爱情中占据强势的女性,大多性格、才貌堪称上乘,身份多是精怪妖魅。这类女性的强势与蒲松龄的感情生活密不可分,蒲松龄曾受同乡孙蕙的邀请去宝应县做幕宾,与孙蕙府中歌姬顾青霞有过一段交往,蒲松龄常与其诗歌赠答,蒲氏曾作《为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为选香奁诗百首,篇篇音调麝兰馨。莺吭啭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通过诗文来看,蒲松龄对顾青霞的爱慕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蒲松龄作为一个落第秀才,生活困苦,很难帮助心爱的人脱离苦海——“可儿”最终没有嫁给蒲氏,而成为了孙蕙的侍妾。因此,这类在婚恋中占主动的女性形象,大多以顾青霞为原型,他们在故事中自主掌控婚姻爱情,则是蒲松龄对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得到顾青霞的遗憾的一种自我弥补。蒲松龄现实中的爱情充满无奈,于是他便将自身的这种无能为力的感情化为文章中或懦弱或无所作为的男性意象,以自我解嘲的思想态势,造就了以婚恋经历为特色的男女逆化现象 
  这类性别逆化对女性意识的解放产生积极影响。直观展示出女性对待婚姻、爱情的另一种可能,并且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出质疑,鼓励女性追求婚姻自主,充分肯定了感情的重性。当然,这类强势女性形象,仍受时代局限,及封建教条的拘束,如《白秋练》中“媪以婚无成约,弗许。”;《红玉》中“女止之曰‘妾与君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逾墙钻隙,何能白首?此处有一佳耦,可聘也。’”,等等不一而论。女性解放的积极意义与解放的不完全性,在《聊斋志异》中是必然存在,且贯穿始终的。 
  4、社会生产中的性别逆化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甚至可以经商或参加科举,并做出不俗的成就。 
  《小二》中小二、丁生两人逃出白莲教后贫困潦倒,“丁甚忧之。假粟比舍, 莫肯贷以升斗。女无愁容,但质簪珥。”,构成鲜明对比,唉声叹气、无助迷茫的是身为男性的丁生,而 “但质簪珥”、 率性磊落的却是女性“小二”。两人后来解除贫困的金钱也是小二施计所得。家中引来强盗时,丁生束手无策,小二却“女袒而起,乾指而呵曰‘止,止!’”。甚至就连赚钱养家的工作最终也由小二承担,其经商才能不输男子——“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常开琉璃厂,每进工人而指点之,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数年,财益称雄。”。小二深谙管理之道,且在富贵后不忘接济他人,以至于人“及觌面逢之,俱肃肃无敢仰视者。”而丁生,则成了需小二来照顾保护的角色。文中的女性角色小二的聪慧、美貌、勇敢、才能过人,男性角色丁生则无能、庸碌、毫无特点,两者性别之于其性别本应具备的才德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性和互逆性。 
  除《小二》外,《侠女》中侠女“问所业则仰女十指”;《细柳》中的细柳“于女红疏略,常不留意;而于亩之南东,税之多寡,按籍而问,惟恐不详。”;而《鸦头》中的鸦头对于经商也颇有主见,曾说“何为此虑。令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定下一系列家庭经济政策。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还可参加科举并且做官,《颜氏》中颜氏男扮女装,假托是丈夫的弟弟,与丈夫一起参加科举,丈夫落第,颜氏却平步青云“兄又落;弟以冠军应试,中顺天第四。明年成进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 
  在社会生产方面这些女性才能卓越甚至反而照顾男性,与毫无作为,只能被动等待女性物质上精神上拯救或者供养的男性,产生鲜明的对比。作者借此对女性从事社会生产工作表达了一种肯定、鼓励的态度,为女性经济独立、兴趣自由的维护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蒲松龄之所以让女性在文章中通过经商、科举等独属男性的工作取得成功,其实是将自己以女性自比,代入女性当中叙事,恰如离骚“美人”之思。蒲氏仕途艰难,不为考官赏识,政治理想无处释放,其在科举或者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地位与现实中同样处境弱势的女性群体不谋而合,因此他将自己的感情代入文章中的女性躯壳,以女性自比,在文章中或经商致富,或主持正义,或科举进士,一展豪情壮志,抒发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得到满足的成功欲望。其中当然也不乏他对于性别公平的看重。 
  5、结语 
  蒲松龄塑造的女性形象,或美貌,或鄙陋,或聪慧,或谐谑,或善良,或悍妒,皆特色鲜明,充满灵魂,带有独特的人格、人性上的魅力。最值得称道的是,一部分女性,惊才绝艳,才能品德皆胜于男子,承担的本应是男子承担的压力与责任,成为两性相处中强势的一方,从而创造出女强男弱的性别逆化局面。 
  《聊斋志异》中性别逆化的现象,因受到当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读者群体审美趣味的影响,而存在。但最主的产生动机,则是蒲松龄自身的人生经历与感情生活。蒲氏对妻子的愧疚和爱重,使其创作出以家庭生活为基调的性别逆化故事;蒲氏对红颜知己的爱慕,以及现实生活中爱情的破灭、绝望,使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婚恋经历方面的性别逆化;蒲氏仕途的坎坷让他自化为女性,以女性发声,从而有了社会生产方面的性别逆化。 
  《聊斋志异》中的性别逆化,鼓励了女性精神的独立与解放,肯定了人性之于理性的区别与重性,对女性主义维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蒲氏文章中的性别逆化,在积极中又有其局限性,有迎合读者兴趣的目的存在,没有完全超脱封建的约束,落后性与其积极意义所并存,在矛盾中成就不朽。 
  参考文献 
  1何雨. 试论《聊斋志异》中商女的婚恋意识J. 才智. 21(32). 
  2陈金刚. 中国商贾文学中的女商人形象刍议J. 明清小说研究. 21(1). 
  3刘玉川. 聊斋志异女商形象研究D. 重启师范大学. 214. 
  4妥静.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女性观的矛盾性D. 内蒙古大学. 29. 
  5文美容. 《聊斋志异》中的妒、悍妇群像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 214. 
  6李文慧,王恒展. 论《聊斋志异》中两性角色的错位J. 蒲松龄研究.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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